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囿于金融抑制传统的强大惯性，一旦确认了互联网金融的金融本质，监管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新的金融形态归入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之中。
4由此可见, 早在1982年, 我国对地方人大谨慎放权的思维就已经清晰呈现:所谓放权, 即突破五四宪法以来所奉行的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的传统;5而所谓谨慎, 则存在两种实践进路:一是限制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赋予的层级, 二是对地方立法权的行使施以严格的制度控制。例如, 对于《立法条例》这类设区的市在行使地方立法权时必要且合理, 但却不在《立法法》明确授权范围之内的设区的市法制建设需求, 可以考虑在依法不予批准的同时, 研究制定作为省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条例》, 从而对设区的市立法需求给予越级的回应。
2.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展开 第一, 贯彻谨慎放权的基本立场。27第二, 当抵触对象为省级地方性法规时, 虽然《宪法》第100条第2款的将其同前述三类中央立法作等同处理, 但从充分调动设区的市立法积极性、切实依据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推进法制建设、避免省级地方立法脱离设区的市实际而阻碍后者法治建设等考量出发, 可以在坚持法条不抵触的基础上, 适当允许法意不抵触的适用。虽然《立法法》的修改者认为这三类事项范围是比较宽的, 总体上看, 能够适应地方实际需要, 15但其实不然。第一, 在规范上, 就省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范围而言, 《立法法》第72条第1款除了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和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两项要求外, 并无具体的限制, 而省辖设区的市的《立法条例》需求又当然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这对于缓解某些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因立法范围或规范位阶局限而力有不逮的尴尬显然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25其中, 不一致仅限于对特定差异状态的客观描述, 近似于无罪推定的逻辑, 至于究竟是否合法合理, 则交由有权机关最终裁决确定;抵触则同违背一样, 在表述上具有明显的否定性评价的倾向, 本质上可理解为对不一致即违法的有罪推定。
即:倘若所谓的不适当是由于省级政府规章未契合制定该地方性法规的设区的市的实际情况, 而非在整个省级地方内部的普遍意义上失准, 则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则仅意味着省级政府规章中不适当的规范在该设市范围内效力封存;倘若所谓的不适当与整个省级地方的普遍性实践存在龃龉, 则在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之后尚应考虑启动责成省政府作出修改或直接撤销该规章的后续程序。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言简意赅地强调: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37] 参见，金伯中：进一步明晰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载于《人民公安》2013年第5期。
其次，随着互联网、通讯、交通的迅速发展，人员流动常态化，上述十二项公安机关职责都具有跨区域的外溢效果。[44] 在共同事权上，地方事实上有着很多决策空间，以便能够进行改革探索。另一方面，警察任务又必须依赖地方公安机关来完成，这又更多地体现在地方事权上，以及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由地方承担的部分，这都需要赋予地方立法更多的建构责任。但是，这个方案在警察法上估计不适用，因为警察制度更偏向中央集权的特征。
[30] 上述条款实际上是规范立法事权，上述标准也是对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的进一步解构。《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订）是有关警察的基本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6年）是一般组织法，不可能不涉及有关划分规定，而且应该是能够描述出全景式面相的根本性规定。
一般都以事务的性质为标准。公安部可以统一指导、监督，省级公安机关主要从事具体事项上的协调、指导、监督与规划。[23]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奥茨（Oates）分权定理的延伸阐述。[36] 因此，可以说，这项工作远远还没有完成。
三是道路交通管理（第6条（三））。分权 一、引言 在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采取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是崇尚地方自治抑或中央集权，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提供警务服务，警察权（police power）必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进入专题： 警察权 。我国单一制与中央集权的特征决定了权力来源方式不同，也必然会形成我国在事权划分上的一些特点。
事权划分的关键是解决职责的分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并赋予相应的权限。五是出入境管理（第6条（九））。
但是，随着当下法治进程的加快，以及问责力度的加强，灵活有余而规范不足的两个积极性渐渐乏善可陈，不断受到批判。第二，从有关的划分中，特别是不多的理由阐述之中，隐晦地运用了重要程度、影响范围等标准，但是，事务本质理论运用得并不充分。
[8] 事权一般指的是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或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或者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因此，地方公安机关在处理地方事务以及中央与地方共同事务方面的能力取决于立法授权。[32] 参见，朱丘祥：《从行政分权到法律分权——转型时期调整垂直管理机关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二是治安，包括治安秩序（第6条（二））、危险物品管制（第6条（五））、特种行业管理（第6条（六））、游行示威（第6条（八））。而且，彼此的粘合度比较高。第64条和第73条第2款对地方立法权的规定，显然采取了影响范围标准。
事之应因地制宜者，以其权属于地方。[48] 参见，王浦劬：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载于《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
因此，在块上建立领导关系是必要的。该条款在阐释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或者说，不确定性。
首先，从长期的实践看，上述十二项公安机关职责都是以层层发包的形式落实到地方公安机关去实施。最后，实际运行呈现出的过于随意的权力上收趋势，在极大削弱了地方治理能力之余，还把公众不满、社会压力以及责任追究留给了地方。
[35] 参见，罗秉成：‘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之探讨——兼论‘宪法第十章之修废问题，载于（我国台湾地区）《新竹律师会刊》1997年第2卷第1期。[4] 参见，程小白：公安事权划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扭结，载于《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5] 参见，陈达元：对公安机关事权划分及经费保障探讨，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26] 参见，刘剑文、侯卓：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以及立法权分配的基本特征。依据行政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在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时，首先应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此确定各自的核心任务领域，进而配备相应的职权。
[43] 在我看来，第一，二分法显然与法规范梳理的结果不一致。事权不清，意味着责任不明。
[20] 有关事权划分的理论极多，有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博弈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公共需要理论、制度变迁与体制创新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依法理财理论、政体——国体——国家结构理论、公共财政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功能最适理论、程序保障理论、特定机制和方法理论等十多种。第一，在警察法之畛域，为适应改革开放，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摸索与试错之中，体制、机制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主要依靠政策与红头文件，对法治化的要求并不迫切。
二是对于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电动自行车治理、无人驾驶规制、低空飞行管制、快递闪送管理等，允许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先行立法，不急于做全国性的统一规定，等到经验成熟之后，再制定统一政策和立法。2、《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 按照同样的识别方法，可以选剔和归类如下： （1）《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6年）通过以下几种表述进一步明确中央事权，一是按照符合国家规定、符合国家规定，有关规定的内容应当属于中央事权，包括：警务技术职务的设置（第13条）、任职资格条件（第16条）、工资待遇（第35条）、保险（第36条）、抚恤和优待（第37条）、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第38条）、退休（第39条、第40条）。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第16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在行政发包制下，地方政府一般都负责具体实施，却有着自己决断并实施和受中央委托而实施两种情形。（1）二分法 所谓二分法，就是将公安机关的职责划分为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
（1）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当地公众是上述公共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
那么，应该如何分工呢？我们还必须以全国统一和因地制宜为衡量标准，观察其中自主决断的归属与比重之不同，大致做以下胪列： （1）必须全国统一的，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决策，层层发包实施。[29] 参见，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载于《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